莱纳斯.鲍林.传记资料

翻译: 蓝山

     Linus Carl Pauling, 历史上唯一位两届诺贝尔奖获得者,彻底改变了化学的研究,帮助了分子生物学的建立,并对医学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Linus Pauling生于1901年二月28日,其父亲Herman Henry William Pauling,是一位自学成才的药剂师,母亲Isabelle (Belle) Pauling,是一个早期拓荒家族的后裔。Linus九岁时受到沉重打击,他的父亲死于穿孔性溃疡,留下妻子,儿子和二个女儿,处在贫困的边缘。Belle Pauling, 被其丈夫的突然去世打击和恶性贫血摧残,在波特兰的郊区经营一家提供膳食的宿舍度过其余的时光。Linus沉迷于书和兴趣当中。在14岁时,和一位拥有一家玩具化工厂的朋友的一次访问决定了他的终生研究目标。被火焰、烟、和气味以及溶液和粉末的神秘的改变的景象所着迷,Pauling直奔回家,开始在他家的地下室的角落组建一个“简陋”的实验室。在这里,探索科学的条理并在科学探索中寻求慰藉,也度过他的童年。

在高中时期,一位富同情心的化学老师发现了Pauling的天赋,并提供了特别的辅导。在16岁,Pauling中途转学,就读Oregon农业学院(现在的Oregon州立大学),目标是获得一个化学工程学位。

Pauling很快显示出他比他的许多教授知道更多的化学知识。在还是一个本科生时,他就被要求到人手不足的系讲课,一个给他自信的经历—他后来成为一位杰出的演说家—并有机会接触当时的化学杂志。讲授这些课程也给Pauling遇上Ava Helen Miller, 后来并结成夫妇。作为完成她的家庭经济计划的一部分,她被录取进他的班。到1922年,他以一个化学工程师毕业时,他已确立了他的研究目标为,回答化学的其中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原子怎样缚在一起以形成分子。为了找出答案,他从化学工程转向化学理论。他选择了可提供足够支持的,正在起飞的Pasadena研究学校—加州理工学院即Caltech的第一个研究生项目。 Pauling成为由著名化学家Arthur Amos Noyes设计和督导的著名的博士项目的首批化学系学生之一。

Noyes要求Pauling研究一种新的实验性技术—X线晶体学,一种使科学家了解分子和晶体内的原子的大小和构型的技术。Pauling1925年取得博士学位,然后,用了15个月在欧洲参加一个Guggenheim研究员项目,目的是研究原子结构的基础。他的时机非常幸运。一组欧洲物理学家,包括Niels Bohr Werner Heisenberg Wolfgang Pauli Max Born,、和 Erwin Schroedinger,正在创立原子结构和行为并编织在科学上的强大进步的称为量子力学的新理论,Pauling见过他们的每一位。Pauling学习了这个高深的理论以及令这个理论变得深奥的数学,并且是把这个重要的领先学术带回美国的首批学者。Pauling1927年作为教师成员回到加州理工学院并开始把量子力学用于化学结构和功能的问题的研究。他的1939年的著作,化学键的本质,容纳了他的理念,并迅速成为这个领域的标准著作。

在他38岁时,Pauling是一位正教授以及学院的化学系主任,国家科学院历来选出的最年轻院士和四个孩子的父亲(三个儿子,Linus, Jr., Peter, Crellin 和一个女儿,Linda)。

Pauling从考虑无机分子开始他的结构研究,但在整个30年代,他把结构研究转移至大生物分子,尤其是蛋白质。他的生物分子研究持续整个二战期间,在此期间,他是反纳粹分子之一---亦研究炸药和火箭助推器。他注册了一种装甲的专利,发明了一种用在潜艇的氧气表,而且,他被提议领导绝对保密的曼哈顿工程的化学项目,但他拒绝了,不是因为他反对原子弹的构思,而是这意味着要离开他的家庭。战后,当他被他的妻子Ava Helen的和平主义的行动驱使,Pauling对武器研究的感情有了改变,他联合其他科学家呼吁对核武试验进行平民监督并限制其规模。在充满激情的冷战初期,他的努力遇到强烈的反对。 

尽管如此,他的科学研究进行得很好。1949年,Pauling的研究小组发现了镰状细胞贫血的分子基础。他继续研究氨基酸的分子结构,并且在1950年代的早期,测定了许多蛋白质的称为“alpha-螺旋”的大型结构。虽然不成功,他亦研究过DNA的结构。他的许多成就在1954年,以获颁发诺贝尔化学奖而受表彰,“因其对化学键的本质的研究以及其应用于复杂物质的结构的阐明。”

获得诺贝尔奖后,Pauling专注于和平事业,组织科学家,并公开反对核试验和核扩散,因此招至极大的批评并付出很大的个人代价。他的和平行动工作在1963年秋天被授予1962年(没有颁发任何奖项的一年)的诺贝尔和平奖。这个奖项带来媒体的广泛批评。来自其任职学院的冷淡祝贺,导致他从长达40多年的学术家庭的痛苦辞职。

Pauling用紧接着的10年作为学术游民,工作于不同的思想库和大学。从1973年到1994年,超过20年,Pauling的研究集中在他称为“正分子医学”的领域,正分子医学的概念—最佳的健康可以来自保证身体的恰当的分子保持恰当的数量。他视维生素C为这些最重要的分子之一,评估它对疾病的作用的许多的研究并鼓励每日口服许多倍于大众接受的最小每日需要量。许多医生攻击他的方法,医学团体批评他出版流行书的决定是未经权威的同行作评阅的科学出版,而许多人认为他的声明未经证实。Pauling 以典型的坚定予以回击。1973年,他共同创立了加州研究学院,致力于维生素C和其他营养素对健康的作用的研究。他在那里从事研究,直到他在1994年死于癌症,终年93岁。

Pauling的漫长生涯路径,从物理学到化学,生物学,然后到医学。每次转折他都渴望跳过学科束缚而在边缘地区开拓新的领域。他因他的政治信仰以及以不被认同的方式令他的研究结果被广泛传播而受到攻击。。。然而,在他的漫长生涯,他写了超过500篇论文和11本书,取得在他研究的领域颁发的每一个重要的奖项,可被认为是他的时代的最重要的化学家。

1901年二月28日,出生于OregonPortland, 出生时叫,Linus Carl Pauling

1922年,获得Oregon农业学院(现在的Oregon州立大学)的学士学位(化学工程)。

1923年,和Marries Ava Helen Miller结婚(六月17日),直至1981年她去世。

1925年,获得加州理工学院的博士学位(化学)。

1925~1935年,研究晶体结构和量子力学以及它在原子结合的应用。

1926~1927年,参与Guggenheim 研究员计划,在欧洲学习量子力学。

1927年,加州理工学院的理论化学助理教授。

1929~1933年,加州大学--伯克分校的化学和物理学讲师。

1930年,和 Samuel Goudsmit合作,出版光谱的结构(Structure of Line Spectra),一本有关物理学和分光镜的应用的书。

1931年,加州理工学院正教授,获得A. C. Langmuir 奖。

1932年,麻省理工学院化学讲师。

1933年,当选国家科学院院士,当时是最年青的当选者。

1935年,和E. Bright Wilson合作,出版量子力学介绍,及其在化学的应用,是Pauling在加州理工学院准备波动力学的草稿的扩充。

1936~1954年,研究蛋白质的结构。

1937年,加州理工学院化学系主任和Gates实验室主任。

1937~1938年,任Cornell大学化学系George Fisher Baker 讲师。

1939年,出版化学键的本质以及分子和晶体的结构—介绍现代结构化学,Pauling的最重要和突破性著作。

1940~1943年,国家科学院的化学部主席。

1940~1945年,从事战争相关的炸药、火箭助推器、免疫学和仪器的研究。

1941年,被诊断出患肾小球肾炎,紧跟着的几年,他以改变饮食方法治愈。

1941-46年,美国科学促进会,太平洋地区分会会长。

1942-45年,美国化学学会,太平洋地区分会会长。

1945年,开始发表反对发展核武器,反对战争和平争取和言论,其和平活动持续终生。

1946年,在Albert Einstein的邀请下,加入原子科学家的紧急委员会。

1947年,出版普通化学,一本评论Pauling的基于量子力学的化学的构想的颇具影响的介绍性化学教材;Yale大学Silliman讲师。

1948年,获颁杰出成就总统勋章;牛津大学Balliol学院的Eastman教授;剑桥大学的Scott讲师。

1949年,美国化学学会会长;出版镰状细胞贫血的研究结果。

1950年,出版大学化学。

195154年,美国哲学学会副会长;研究核酸结构。

1954年,接受诺贝尔化学奖。

195467年,研究精神疾病的生物化学。

1958年,向联合国递交经成千上万科学家签名的暂停核试请愿书;出版不再战争;辞去加州理工学院管理层职务。

1960年,被传讯到参议院下属的国内安全委员会就有关反对核试验的请愿作证,前后出席二次,在他拒绝供出那些帮助他递交请愿书的人的名单时,曾被威胁成蔑视法庭,在事件公开后,没有受到蔑视法庭的判决。

1961年,出版一般麻醉的分子理论。

1962年,在白宫上示威游行,抗议核试验;当晚系黑领带参加肯尼迪总统祝贺他获诺贝尔奖名的宴会(429日)。在加州的联邦参议员竞选中,获2400张书面支持。和Emile Zuckerkandl合作出版一个“分子时钟”理论。

1963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正式地属1962年的)。从加州理工学院辞职。合众社选Pauling1963年科学界的头号新闻人物。

1963-67年,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Democratic Institutions会员。

1966年,首次对维生素C在医学上的应用产生兴趣。

1967年,出版正分子精神病学理论。

1967-69年,圣地亚哥,加州大学化学访问教授。

1969年,斯坦福大学化学教授。

1970年,出版维生素C 和普通感冒,展示Pauling的大剂量抗坏血酸的案例的一本畅销书。

1973年,创立正分子医学学院(之后再命名为Linus Pauling科学和医学学院)。

1974年,从斯坦福大学退休。

1975年,接受国家科学奖章。

1976年,出版维生素C,普通感冒和流感,一本1970年版的扩大版。

1979年,出版癌症和维生素C,一本为公众而写的内容宽广的书。

1986年,出版怎样活得更长和感觉更好,是Pauling'对营养和健康的处理方法的概要。这本书登上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排行榜上。

1989年,接受Vannevar Bush 奖。

1994年,在加州的Deer Flat Ranch, Big Sur, 死于癌症(819日)。

 

抗体和酶怎样发挥作用?

1930年代中期,Pauling开始明白到只是知道单个蛋白质的结构是不够的。生命的本质不是来自单个蛋白质,而是不同蛋白质之间的相互作用。生物怎样制造带有他们的特定特征的后代?酶怎样识别和准确地和特定的酶底物结合?身体怎样产生识别并和外来的,入侵的抗原结合?蛋白质,这些富有弹性的,精细的,复杂的分子,怎么会有不可思议的能力去识别并和特定的分子相互作用?

这些问题都属于生物专一性标题。在1930年代后期和40年代,Pauling对这些课题花了很多精神。为了弄清生物专一性,Pauling决定首先研究抗体和抗原,了解免疫学家如Karl Landsteiner开始完善的机制。Pauling在几个场合会见并和Landsteiner讨论,而在1930年代后期,他开始他的独立研究项目,结合Landsteiner的方法和他自己最新的化学技术。在10年的抗体实验中,持续整个40年代后期,Pauling建立了一个抗体和抗原在分子水平结合的详细图画。

他的发现是惊人的。Pauling展示了抗原和抗体的精确结合不是通过典型的化学方法完成,而是通过分子的形状结合。他发现抗体啮合抗原和手啮合手套一样。它们的形状是互补的。如果啮合紧密,抗体和抗原的表面变成紧密接触,使得许多弱化学键在接近夸克水平的结合成为可能,而这种结合在传统化学是相对不重要的---如范德华力,氢键和等等。为了结合,这种啮合要极度准确,即使一个原子错位都会显著地影响结合。

通过抗体展示了互补结构的重要性之后,Pauling延伸他的构思至其他生物系统,包括酶和酶底物,嗅气和嗅神经受体的相互作用,甚至基因也可能是由两个互补的分子组成。

Pauling的看法,生物专一性大部分是因为大分子之间的互补性“适合”是分子生物学发展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他的研究路径现在形成了一个宽阔的弧,从早期研究化学键作为分子结构的欲测物;到发现大分子的结构,开始是无机物,然后是生物分子;而最后,阐明大分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到了1950年代的早期,Pauling觉得他已在分子水平发现了生命的本质。他已为新的探索作好准备。

 

疾病的分子基础

临近二战结束,Vannevar Bush, 科学研究和发展办公室主任,联系PaulingBush当时正在探索改革美国科学研究和资助的运作方式。他组成几个委员会以探讨战后研究的最好制度。而邀请Pauling担当医学科学方面的策划者。Bush最终从这个委员会创立的1945年的报告,显赫地冠以“科学:永无止境的疆界”——根本上改变了美国政府在科学研究中的角色,并帮助创立了国家科学基金会和现代形式的国家健康研究院。

Pauling是医学研究委员会唯一的非医生---对其在主流化学以外的不断高涨的名声的致敬。他乐于和医生们交谈,并乐于为他们的更符合实际上的方法增加一个基础研究远景。1945年春天的一个晚上的委员会晚餐上,谈话转到一种罕见的血液病,镰刀状细胞贫血(sickle-cell anemia)。其中一个同伴,该领域的一位专家,描述患者的红细胞怎样从正常盘状扭曲成危险的镰刀状。这个变形阻碍了红细胞穿过毛细血管,导致关节疼痛,血液凝固,甚至死亡。这种疾病主要影响非洲人和非洲裔美国人。在这个餐桌上,一个描述的事实让Pauling感受尤其深刻:镰刀状细胞看来最常见于略呈蓝色的静脉血,而不是在动脉中发现的含氧更多的红细胞。

根据他以前研究血液所知,红血球只不过是一个充满血红蛋白,把氧气从肺输送到机体各部分的小袋。如果镰刀状细胞改变了形状,也许是因为血红蛋白在某些方面改变了,使它移动困难,并粘合在一起,如抗原和抗体粘在一起一样。Pauling已经显示血红蛋白在充氧后,轻微改变了形状。因此增加氧气到这种已变形的血红蛋白,通过使分子的结构回复一定程度的正常,可以减少粘性。

1946年秋天,Pauling把他的构思作为一个研究课题介绍给Harvey Itano, 一位当时正在实验室攻读博士学位的年青医生,Itano,以及后来加入的博士后研究员,John Singer, 花了一年以验证镰刀状细胞是否和正常红细胞构形不同。开始时,他们利用他们发明的设备,在所有实验中都没有发现任何可检测到的不同。但在1949年,利用一项极度敏感的,通过分子自身所带电荷而分离的,称为电泳的新技术,他们找出了答案:镰刀状细胞在它们的表面携带更多的正电荷。

这是一项轰动性发现。体内单一类型的分子的电荷的轻微改变可意味着生和死。以前从未有任何一种疾病的病因被认为是一种分子的异常。这个发现---Pauling附以纪念性的名称“分子疾病”,受到广泛关注。Itano Singer紧接的研究为这种疾病显示了一种遗传模型,把分子医学和遗传学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对这个发现的正面回应---甚至曾有为Pauling颁发诺贝尔奖的声音,驱使他对医学领域投入更多的精力。他已长时间希望基础性化学研究在医学发挥更大的应用,以及,更多的医生接受基础研究培训。在1940年代末和1950年代早期,他带头在加州理工学院为生物/化学联合研究做努力,寻求更多的资金用于更多的医学相关的研究,并开始投入核武器对健康的影响的数据的收集。他鼓励医学博士和博士研究生,聘请医生到他的实验室工作,并开始把自己的研究专注在医学问题,包括建立一个新的麻醉理论。

1950年代,Pauling把他的分子疾病的概念延伸至大脑。他研究苯丙酮酸尿(症)(PKU),一种可由身体不能代谢一种氨基酸--苯丙氨酸,而引起的精神缺陷,这种病变导致这种物质和其他物质在血液和尿液的堆积。Pauling推论这个问题可能由于用于降解苯丙氨酸的酶的缺陷而引起。也就是说,PKU,可能是另一种分子疾病。现在,怀着对分子性精神缺陷的可能性的高度兴趣,Pauling访问了当地一家精神病院,观察类似遗传性疾病的其他病人,决定为调查精神疾病的分子性基础寻求支持。1956年,福基金会授予他$450,000,以作为

5年研究的经费---对他的研究方法的认同以及对他的声望的致敬。然而,这个资助,在短期内获得很少成果,因为很多资金用在试验他的麻醉理论—一个最终发现是错误的理论。

他和他的同事创立了一种分子进化时钟理论。通过比较类似的生物分子的结构-如在不同种发现的血红蛋白,可以计算出这些种相互间的生物学差别,以及通过估计分子变异的速度,研究人员可以想出一个“时钟”以排定进化分离的时间。分子钟理论已证明对进化生物学非常重要。

 

探索分子的螺旋结构

1920年代末期,世界上最大的慈善基金,洛克菲勒基金会,决定进行新的探索。在自然科学部的新领导-- Warren Weaver的领导下,基金会开始支持新型生物学的研究。Weaver相信,随着化学和物理学最近的进步,生物学即将经历一个世纪性的转变。新技术如X-线晶体学和色谱法将揭示生物分子的本质,特别是蛋白质,使研究者可以直接研究原生质,这种生命本身的基本物质。

洛克菲勒基金会开始在这个领域颁发大量的资助。然而,Linus Pauling, 并不是早期的接受者。他的研究专注于无机物分子的晶体结构,同时他对生物物质表示出极少的兴趣。尽管如此,被Pauling在化学家中赢得越来越高的声誉所打动,Weaver访问了加州理工学院,提议给Pauling研究资助,希望他能变这个年青化学家的研究兴趣。被洛克菲勒的资金所吸引,Pauling1930年的早期,把注意力转到生物分子的结构,特别是各种蛋白质如血红蛋白和抗体。

在此时,测定各种蛋白质的结构是一个巨大的难题。绝大多数蛋白质难以提纯,容易分解,并且难以描绘。蛋白质看来不但是一个由上百或上千的原子组成的巨大的分子,其结构用X-线晶体学测定是太大,而且,也相对脆弱,即使在稍为受热或机械干扰之后,也会丧失它的功能。当时甚至没有任何人肯定它们是清晰的分子---当时主流的观点认为蛋白质形成无形的胶体,一种不适合作分子研究的凝胶。

但在Weaver说服并接受这个挑战之后,通过他的努力,他对更简单的化学结构的深刻理解,以及他的模块建筑方法,Pauling获得了成功。为弄清蛋白质的结构,Pauling开始指示他的实验室同事去发现几种氨基酸的结构,蛋白质的建筑模块。这个努力导致对这些组分的更清晰的理解。

沿着德国生物化学家Emil Fischer的构思,Pauling准确地推论,氨基酸互相之间端以端,通过相对稳固的键把它们固定在一定的位置上而连结。从这个对氨基酸键的初始了解开始,他建立他的大规模蛋白质结构的理论。在1930年的中期,和Alfred Mirsky一起,Pauling发现了蛋白质的变质是弱键断开的结果,这些称为氢键的弱键,保持氨基酸链在特定形状,并发挥生化功能。在整个30年代,他通过演讲和富说服力的文章,批评敌对的蛋白质结构理论。

19515月,他写了著名的7篇系列文章,详细描绘了,在个体原子水平上,包括蛋白链的单一最重要的基本形式,alpha螺旋(一个氢键螺旋链,是大多数蛋白质的结构性组分)的结构,这是一个惊人的突破,而且它打开了在分子水平上理解生物学的大门。

Pauling对他的研究的战略性方法,以及他独一无二的发现,奠定了他本人为分子生物学的创始者。首先去理解构成大分子的亚基的结构。然后,测定它们怎样能联结在一起。他用化学和物理的基本原理去限制和指引他的假说。最后,他建立模型去测试和详细说明他的构思。通过使用这种方法,Pauling在测定生物分子的形状方面,能够取得实质性进展,而这个成就又让他去检测化学结构怎样决定生物功能。

Pauling来说,测定DNA的结构是离他而去的捕获品。在1952年,他提出3链螺旋的DNA结构。被不足够的数据阻碍,他弄错了。次年,由于配备更好的实验室结果,James Watson Francis Crick使用Pauling的战略方法,同时想出了正确的双螺旋结构。听了她丈夫回答他怎样错过这个主要的发现多年后,Pauling的妻子Ava Helen问他—只是半开玩笑---“如果那是一个这么重要的问题,您为什么不努力一点呢?”

 

获得两次诺贝尔奖

1950年代,Linus Pauling肯定是首要的结构化学家,而且可能是他时代的首要的化学家。他的研究被冠以诺贝尔奖,于1954年颁发,“因他对化学键的本质的研究及其应用于复杂的物质的结构的阐明”。

诺贝尔化学奖依据40年所作的研究,在其期间,他建立起鲜明的风格,并取得丰硕成果。在1920年代后期和1930年代早期,Pauling发明了发现复杂的物质的结构的方法。三个核心概念指导这个研究:量子力学可用于描绘和预测原子结合,单一分子的结构可用作原子构件,以预测更复杂的分子的结构;而且,也许最重要的,化学结构可用于测定化学行为。这个研究的全部导致1939年的化学键的本质一书的出版,一本教育了一代化学家思考化学结构的书。这是一本科学史上被引用最多的书之一。 

开始于1930年代的末期,持续到1950年代,Pauling的实验室开始测定氨基酸的分子结构—蛋白质的构件。到1950年代的早期,Pauling用他的模型建筑方法揭示了许多蛋白质的大规模的结构,这是分子生物学的巨大进步,尽管他试图测定DNA的结构的努力失败。然而,在一系列耀眼的论文里,Pauling为了解蛋白质的结构建立了基础。在1954年,他被授予诺贝尔化学奖。

九年之后,Pauling因他在反对核武器的使用和扩散中做出的不懈努力,而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这也是根据他所做出的长期不懈的努力。二战结束后,被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的破坏力所惊骇,以及被他的妻子,Ava Helen, 所激励,Pauling联合其他科学家,表达对核试验的关注,并鼓动民间监督核试验。美国政府把他置于FBI的监视下,取消他的研究资助,拒绝给他提供护照,并且剥夺了他的安全调查豁免,以作为回应。他被指责为一个共产主义者并受到传媒的辱骂。

1950年代期间,当Pauling开始花很多时间致力于核辐射泄漏的辩论,医学研究和政治活动常重叠。他列举和提供证据,由核泄漏引起的看似极微的背景辐射的增加,通过聚集,可引起世界范围内先天性缺陷和癌症数量的明显上升。他指责核武器试验,公开和原子能委员会的反诉较量,和核试支持者Edward Teller辩论。他散布反原子弹请愿书,领导示威游行,作了无数的演讲和出版了一本书,不再战争!Pauling的所做的努力,对冷战时期第一次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的签订,做出显著的贡献,而这主要基于健康的关注。

获颁1954年的诺贝尔化学奖给他的和平努力极大的推动力,给他提供了公众讲坛,使他能够继续他的和平活动。1957-1958年间,通过争取到11,000名科学家在要求停止核试验的请愿书上签字,并把它提交联合国,他和他的妻子赢得全世界的声誉。这是改变公众舆论倾向的重要一步。在第一次禁止核试条约生效的当日,19631010日,Pauling接到通知,他将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

 

推广维生素C

1950年代,随着他对精神疾病的研究,Pauling开始构思一个人体健康的整体理论。由于福基金会的资助,他极度投入精神病和基本健康领域的研究,总是处于高度警戒中,以期发现是治疗精神病的新方法的另一种分子疾病。到60年代, 他把他的发现,结合他的化学知识和健康知识,构筑成一个互相关联的整体理论。他称他的构想为“正分子”医学。

Pauling的方法建立在这样一个信念,身体可看成是一个巨大的包括各种化学反应的实验室:其中最重要的是,酶-底物反应,产生能量的反应,抗体-抗原反应,导致细胞再生和遗传复制的各种化学物相互作用,以及在大脑和神经的电化学反应。健康,从这种观点看,是整体运行良好以及各种化学反应恰当进行的结果;而疾病则是各种化学反应受阻或停止的结果。理想的健康可通过完善反应条件以及保证身体维持各种化学物质—营养素、催化剂和生产物的平衡而取得。在构思这种平衡多年之后,他想起了一个术语去描述它:正分子,意思是,“正确的分子,正确的数量”。

他第一次在其著作中用它是在1967年,在其精神病的治疗的著作中引用它。此时,他已确信,精神分裂症等病症可用营养素如烟酸治疗,一种由Abram Hoffer Humphrey Osmond发明的方法治疗。然而,他的正分子精神病学理论受到医学界的莫视和批评。

这并没有动摇他的信念,Pauling把他的正分子概念扩大到其他领域。但他的思想已领先于当时的技术。为了证明他的理论的正确性,他需要跟踪很微小的营养素在十分复杂的生物系统的活动。为了这样做,他需要在当时尚未发明的更精密的分析工具。比喻,他和他的研究者,花了许多年,用气相色谱分析设备,配合计算机进行尿液分析。但确切的结果甚少。 

1960年代末期,Pauling开始和Irwin Stone,一位曾听过一次他讲学的生物学家,交换意见。Irwin Stone写信给他,建议他增加他认为会增强体质和延长寿命的维生素C的摄入量。Pauling开始使自已熟悉这个课题。在评阅文献中,他发现有一些证据支持大剂量,于是他开始增加这种维生素的摄入量。他即时感觉更好,并更少患感冒,到了1969年,他建议记者,医生应对维生素C多加关注。作为回应,Victor Herbert博士,一位帮助FDA制定有关维生素的,推荐的每日允许摄入量的临床营养学家,写信给Pauling,要求提供推荐增加维生素C摄入量的依据。

Pauling评阅了有关补充性维生素C对健康的有益作用的科学文献,结果是1971年出版的一本书,维生素C和普通感冒,列举出各种研究数据。它成为一个轰动,引发了公众在媒体上的持续争论,并帮助说服数以百万的公众摄入更多的维生素C。医学界反复辱骂这个发现和怀疑Pauling的可信性。一如既往,Pauling予以还击。在1973年,在加州的Palo Alto,他共同创立了(和Arthur Robinson,一个和他在尿液分析项目中共事的年青同事)正分子医学研究院,以追求他的理想。

站在医学界的观点,Pauling推荐的每种病变,从普通感冒到癌症,都使用大剂量维生素C,往往超出现在已有的依据。然而,最近几年对Pauling的著作的再评估已经显示,膳食性补充抗氧化剂如维生素C,对健康有显著的有益效果。Pauling的分子平衡和健康的关系的思想,对有健康意识的公众,和不断增加的健康工作者,变得越加重要。